不锈钢水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人面前的困难也慢慢变得多，从原来只需要会打仗会作战，到如今的需要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这些年纪已经五十多岁的开国元勋还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学习，在自己未曾建树的领域继续深耕。
所以在当时很多开国元勋都是一人兼任数职，疲惫忙碌的工作再加上对新事务的不熟悉让他们非常劳心费力，像当时的，身上的官职写下来就有好几行，像兵团政委、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
1952年，中央考虑到的真实的情况，提出要给他调动工作，但是面对组织上的提拔，却没有想象中的高兴，甚至百般推辞。
那么面对贺老总的劝说，是怎样拒绝的，最后的结果又如何呢?他一直推辞副书记不愿就任的原因又是为何呢?
1909年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处小山村里，和他的名字一样，的家乡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穷，往上算个几代，宋家也曾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财主，但天灾人祸再加上各种战乱，宋家的资产也没能留到这一辈。
从小就清楚的记得，父亲带着他和哥哥夏天要去河里摸鱼，秋天要赶着天气好去山上拾捡一些木柴以备冬天的不时之需，而这些生活技能也让他日后在面对困难时更加从容应对。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直到13岁时才在大哥的资助下勉强读了小学。
和哥哥们对学习并没什么感觉不同，在学校优异的成绩让老师也十分欣赏，不过家中的现实条件让对大学校更是可望不可求，毕业后为了填补家中资金，从文书转行做了小学老师，微薄的薪水倒是让母亲十分开心。
17岁这年，听同学谈到了，脑子一热下他立马递交了申请书这也正式成为共青团的一员，12月时，被火速发展成党员。
但当时的我党还处在发展阶段，“四一二政变”的发生和马日事变的突发让我党面临着极其危难的形势，作为党代表的一度和党组织丧失了联系方式。
后来在多方努力下，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凭借过硬的政治素质负责红军队伍中发展党员这一重要职务。
1928年冬天，在红移的过程中，所在的红五军被打散，但就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硬是带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成功和大部队会合，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表现异常出色，这也让他获得了政委的新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活跃在正面战场，1937年他担任129师政训处主任，短短一年之后，他率领一支骑兵团奔赴济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开辟了平原抗日根据地，为我军提供了战略位置保障。
在彭老总指挥的百团大战之上，率军捣毁了敌人的大量铁路和公路要道，直接击毙日伪军近2000余人，不仅挫伤了日本人的锐气，还在第二战场极大鼓舞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忱。
又是短短一年之后，又转战到了冀南军区，在这里他继续沿用着过往的军事策略和战术要领，推动着当地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同时积极发动群众，为下一步的解放战争做足了前期准备。
从1943年开始，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他接受组织调令，在平原军区一人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两个角色，在当时的八路军队伍中，军事主管兼任政治主管的情况基本上没有，由此也能看出组织上对的绝对信任。
1944-1945年，面对抗日形势的好转和正面战场的逐渐胜利，带领着冀南军区的军队和百姓又掀起了一阵阵的武装斗争，太行军区和冀鲁豫军区也在他的努力下成功互联。
抗日战争结束后，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马不停蹄的解放战争让第一时间又投入到新的战场。
从晋冀鲁豫到中原再到华东战场，各大军区的指战员和政委争着抢着要，也没有辜负这些首长对自己的期望，在不一样的地区开展的工作也为他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战士的认可。
建国之后，并没有一直待在自己熟悉的军队任职，面对当前新形势下党的多重需求，尤其是云南等边境地区尚且不够稳定，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命，同时兼任云南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
面对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意识形态等思想冲突，没有轻言放弃，他不仅学习着云南地区的文化知识，更开创了学校、医院等基本的建设，极大便利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
同时对于许多不太理解中央政策的宗族世家，更是现身说法，力求满足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需求，这番付出也成为了他能在云南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
或许也正是这样的付出和贡献，让党组织对更加的放心，经过慎重考虑后，组织对的职务也做了最新的安排，他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算得上西南局名副其实的“三把手”。
不过对于中央的命令，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甚至还给中央回了一封信要求撤回对自己最新的职务安排。
这番举动可谓让政治局的各位领导摸不着头脑，人们不知道他是不愿意当官，还是在当地有着什么畏难情绪，这才不得已把贺龙派往西南地区，对的情况做深度了解。
其实不愿意就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项职责太过重大，他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与他平常的心态和性格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说道:“老总，你别取笑我，不是我装大度，在资历和能力上，我和张际春还有李井泉两位比起来还差很多，尤其李井泉和您搭过班子，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这个岗位，请您和组织再考虑考虑。”
面对的坚持和谦让，贺龙则豁达的对他开导:“第一副书记的职务不是你我能决定了的，他们二位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不过你也不比他们差，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你也不要推辞了。”
在贺龙的劝慰下，出任了西南局第一副书记的职务，虽然刚刚上任还有许多问题和不足，但很快适应了新角色，他展现出了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过人的工作上的能力也让贺龙觉得组织上没有选错人，这次的任职也推动了西南局的整体发展。
1954年，为了进一步强化总干干部的领导力量，又被调任到总干。
1955年授衔仪式前夕，和罗荣桓更是没少为了干部授衔一事动脑筋，为了协调各方军衔情况及做好队伍安抚工作，更是接连好几个晚上通宵工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面临经济封锁，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更是举足轻重，关键时刻，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从被调任东北担任书记开始，东北地区的生产能力年年再创新高，亲赴鞍钢，为支援全国经济任务贡献了重要力量。
其实的工作上的能力有目共睹，在众人眼中也十分认可，但1966年的一场运动风波却彻底打乱了的计划，直到1977年才有了重新再来的机会。
1978年后，先后历任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1992年已然83岁的正式退休，但在民间他仍然一直心系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多次将自己的退休金捐献给有关部门用于社会建设。
2005年1月8日，老人在北京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96岁的年纪也成为了他们这一批领导干部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老人。
的一生坎坷激荡，从年少时的有志青年到中年时的无私奉献再到晚年时的鞠躬尽瘁，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理想信念。
面对各种困难和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始终未曾退缩，也正是心中怀揣着这份责任和使命，新中国的建设才能在历经风雨漂泊后重新绽放了绚丽的色彩。
史料来源：［1］于继增:尽显文武之才的上将［J］.党史博采（纪实）
